辉煌娱乐送彩金-樊锦诗:此生命定,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

辉煌娱乐送彩金,□楚天都市报记者刘闪

在敦煌研究院,有一个名为“青春”的雕像。短发少女拿着草帽,意气风发、迎风前进。雕像的原型,正是“敦煌的女儿”——樊锦诗。

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,坚守大漠,56年黄沙为伴,樊锦诗守护着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。她有愧于家庭、有愧于孩子,也怠慢了自己,却无愧于敦煌。

“我不像很多报道中写到的那样厉害,”面对赞誉和荣誉,樊锦诗却说,她其实也想过离开。然而,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,她都选择了坚守。离不开,也舍不得,樊锦诗感叹:“敦煌是我的宿命。”

【人物档案】

樊锦诗,女,汉族,中共党员,1938年7月生,浙江杭州人,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、研究馆员,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。荣获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“改革先锋”等称号。今年9月29日获颁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。

年轻时的樊锦诗

从石窟考古人成为守护人

敦煌,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。东接中原,西邻新疆,自汉代以来,一直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。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见证,建造时间绵延千年之久,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。

如今,越来越多的游客不远万里来到西北,参观“沙漠里的美术馆”。但在半个多世纪前,樊锦诗初到敦煌时,这里还是满目荒凉,环境闭塞,人迹罕至。

如果没有1962年的毕业实习,也许就不会有后来樊锦诗与敦煌的缘分。那一年,敦煌莫高窟南区进行危崖加固工程。当时任敦煌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希望,从北大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进行考古发掘。24岁的樊锦诗被选中后,格外兴奋。小时候,她就读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,从此念念不忘。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,都非常关注,也早就听闻常书鸿、段文杰两位传奇人物。

把敦煌之行想得格外美妙,到了地方一看,樊锦诗立刻傻眼了。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艺术,其他各方面都难以尽如人意。“想不到那里满目荒凉,周围是戈壁沙漠、物质匮乏。”时隔多年,樊锦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随后的水土不服,让她不得不提前离开敦煌。

也许命中早已注定,第二年大学毕业分配时,樊锦诗和另外一位同学被直接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。父亲心疼女儿,给校领导和系领导写了一封信,托女儿转交,信中澄清“小女自幼体弱多病”,希望重新考虑。

“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,我们就要到什么地方去。既然敦煌需要,我应该听从国家的召唤。”樊锦诗最终没有交出那封信,只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。

樊锦诗和北大同学在莫高窟实习

风沙弥漫中她选择了坚守

樊锦诗在上海长大,初到沙漠腹地,艰苦的条件让她无法想象。喝咸水、点油灯、住土房、睡土炕、吃杂粮,气候干燥,风沙弥漫。起初,樊锦诗也不能完全适应,想起上海的家人和首都的景象,她会有一种失落感。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,有一次她竟晕倒在办公室。

“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、没有动摇过,那是假话。”樊锦诗在自传中写道,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,她就感到孤独,不止一次偷偷掉泪。

1967年,樊锦诗和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,一个在敦煌,一个在武汉。当时,文化大革命已席卷全国,父亲含冤去世,巨大的悲痛和孕期不适,让樊锦诗一心想离开敦煌,到爱人身边去,但当时的形势显然不允许。十年动乱结束后,到了解决两地分居时,樊锦诗却犹豫起来。她既想去武汉与老彭和孩子团聚,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,想留下来干点事。

有一年她在武汉与家人团聚,下决心离开敦煌。但半夜失眠,起床翻书,不知不觉拿起的还是一本敦煌石窟研究的书。与莫高窟朝夕相处,让她觉得自己是长在敦煌大树上的枝条,敦煌已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。

直到1986年,彭金章放弃了亲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,调入敦煌研究院,家庭这才终于团聚。从此,这对相识未名湖、相爱珞珈山的恋人,一直相守在莫高窟。有了爱人的理解和支持,樊锦诗也安下心来,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。

“这样的丈夫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。”每次说起老彭,樊锦诗都饱含深情和感激。她一直说自己不是好妻子、好母亲,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。

到了敦煌后,彭金章从零开始做田野考古,主持了莫高窟北区200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,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。原本想等退休之后,樊锦诗陪老彭到敦煌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。可她什么都还没有做,老彭却离她而去,留给她无限的遗憾。

2009年8月,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指导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

让壁画最美容颜永驻人间

花甲之年,樊锦诗重新起跑,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,成为继常书鸿、段文杰之后,守护敦煌的第三代传人。

樊锦诗身材瘦小,刚进敦煌时是个“小不点”。这个“小不点”每每在敦煌面临关键时刻时,都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。

上任伊始,她就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难题:有关部门计划将莫高窟与旅游公司捆绑上市,她坚决拒绝,到国家文物局汇报。在敦煌研究院同仁的努力下,制定了保护专项法规和规划,为敦煌撑起了强有力的保护伞。

风沙、病害和历史上的人为破坏,让莫高窟脆弱的壁画不堪负重。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,莫高窟的游客人数逐年增加,大量游客进入洞窟参观,使得洞窟内的温湿度波动剧烈,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增加,对洞窟长期保存十分不利。

“我们的保护就是要和时间赛跑。”樊锦诗四处奔走,跑遍了相关部门,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,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。她首次提出国际合作,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洞窟环境监测,抵御沙漠侵袭。同时开展“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”项目,兼顾壁画健康和游客舒适度。

敦煌壁画和彩塑会慢慢走向衰老,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。在对比1908年壁画的老照片时,樊锦诗吓了一跳:壁画在退化!那段时间,她一直在琢磨,如何既能延缓壁画的退化,又可以忠实地保存壁画历史信息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有次去北京出差,她看到有人在用电脑,了解到“图像数字化后存在计算机里可以不变”,产生了数字敦煌壁画的念头。不久,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合作,实现了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,达到了永久保存、永续利用的目的。

日复一日围着敦煌转,转眼过去了56年。当大漠孤烟成了故交,当长河落日作了邻伴,樊锦诗默默奉献了青春。敦煌,也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标签。

回顾自己在敦煌的工作,樊锦诗这样说到,“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,要把事情当一回事。说话、做事不要忽悠,要下实功,不下虚功,每个人把该做的做好,每个单位把该做的做好,这个国家就好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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